文 / 刘若英

你应该也有这种经验，在某一段时间里，总是重复听着同一首歌。忘记听了几遍，听到觉得自己像消失了，钻进那歌里去了。那一阵子，我的主题曲是宋冬野的《鸽子》：“迷路的鸽子啊/我在双手合十的晚上/ 渴望一双翅膀/ 飞去南方南方……”就这么听久了，自己也想唱，于是问了他的联络方式便冒昧地写信过去，希望得到他的授权。尊重创作者是必须的。没想到很快得到他的飞鸽传书。就这样一来一回，纵使未曾谋面，也算有些小交情。

局里的局外人

同年秋天，宋来台北做演唱会。我让经纪人去买票，没想到，他们邀我做嘉宾。当时我的肚子已经七个多月，而且在那之前，怀孕的我从未现身于媒体之前，但还是一口答应了，因为我喜欢他的歌，那阵子，他的歌就是我。

演唱会当天下午的彩排，是我们第一次碰面。他看起来害羞又紧张，而许久没有演出的我，在握住麦克风的当下，竟突然有种陌生的感觉。我想起前往彩排地点的路上，因适逢选举前的周末，闹区里正在游行，这是我熟悉的台北，塞在车阵里，然而车窗也隔绝不了那些高分贝的诺言与谎言，即便在台湾游行活动再平常不过，尤其这些年，但还是感觉很疏离，或许我对这事，注定无法习惯。

有时人生就是熟悉与陌生的交错。我跟宋说，办演唱会的这个地方，叫作“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因为陈升的演唱会，我在这里跨了十个年，从当助理到处找人上台，到自己在台上唱，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但没想到晃眼经年，想上个厕所竟然找不到位置，记忆中了如指掌的地方，变陌生了。当天晚上也是第51 届金马奖典礼，前一年因为当评审，还坐在颁奖典礼上，煞有介事地演了一晚上的优雅；今年，怀孕，当了演唱会的嘉宾，虽然有理由可以不去参加，却突然觉得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又是一种熟悉的陌生。

陌生人的纯粹

我们需要熟悉所带来的安全感，也需要陌生所给予的刺激感。熟悉与陌生，在一个人独处时常交替出现。我问宋，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会戴上耳机吗？他说，戴耳机听音乐是他的一种习惯，偏偏一个人的时候戴上耳机更没安全感，因为现在耳机的隔音效果都太好，反而会全神贯注地去听外面的声音，生怕耽误了什么事。

“所以在戴耳机前还得有个仪式：找个绝对安静的地方，把门都给锁了，确定屋内什么人都没有。”他说。

“你平常一个人的机会很多吗？”我接着问。

“多，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不想出门，懒。”

宋说，他最长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是两个月，“就在家啊，醉生梦死，”吃饭就叫小卖部老板送几个馒头上来，死都不肯下楼。奶奶去世、女朋友跑了，那段特别低潮的时间，就成天写歌，他说《安和桥北》这张专辑里，有五六首歌，都是那时候写的。

“低潮期，”我想每个创作人都有过这段过程，“通常都是这样。”而在低潮期和自己的对话，纵然孤独，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情感是创作的养分。自己的爱情，别人的爱情；自己的亲情，别人的亲情。创作的时候，会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写歌是这样，唱歌是这样，演戏更是这样。

“对，很多创作是聊出来的。”他说，有次他跟个小姑娘聊了一整晚，她很小就离开家，爱情、亲情都很坎坷，全中国走南闯北，却没有人可以听她讲这些心底事，当天晚上就一股脑地讲出来，“我特别喜欢听这样的故事，有些会写成歌，每回有人在放这歌的时候，我总会想，这就好像有好多好多人在看顾着这个小姑娘。”

我想到我第一本书里面有一篇《我的三十元的秘密》，有回搭计程车从Ａ地到Ｂ地，车费大约是七十块钱，在路程中，司机问了好些问题，我都一五一十地回答，我从没如此诚实地回答过一个人，毫不避讳隐私的问题。到了目的地，拿一百块给司机，跟他说不用找了。下了车，好像用这三十块钱守住了我的秘密，这车、这司机，就仿佛带着秘密离开了。

有时候，陌生人的关心与倾听是一种纯粹，也没有负担。

思想上的自由

大部分人的独处，意味着一种自由。不需从众，可以自我。

宋有很多事习惯在自己的家里做，用自己的方式在家里录音，趴在床上，胸前垫两颗枕头，拿铅笔写歌。

而我，在家里，动不动就想擦个地板，这里摸摸，那里弄弄，整理房间，把家都整理一遍，人也累了，只有个方法，结果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像是饭店。我每次写书的过程都很拖，出版社一直催稿，总要等到某天想写了，发狠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一口气花两个礼拜把过去一整年想的事都写出来。

但独处不只是个空间的命题，某个程度来说，纵使一个人走在人潮拥挤的大街上也是一种独处，这是精神上的。宋很在意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他说“真正的自由是思想上的自由”，举了个例子，在电车上看到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流浪汉，很脏又很丑，这是表象，但你可以透过想象去理解这个人，他过得很苦，生活得很不堪，也可能亲人刚过世……“我可以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脑子里疯狂地编写这个人的故事。”这与事实未必有关，却让想象的摆置得以伸展。

这很像我们演员演戏前的准备工作，先研究角色穿什么衣服、想什么、做什么。演戏说穿了就是玩扮家家酒，小时候拿起娃娃说自己是国王的时候，只要一变低声讲话，就真的觉得自己变成国王了。那个当下，我们好相信啊。

“如果可以在脑子里建构一些真实，应该就算是思想上的自由吧。”

离开是为了回来

“你的旅行都有伴吗？”

“大部分都没有，在网络上查特价机票，看到日期近、便宜的，就走了。”

“通常离开家多久会想要回家？”

“两个礼拜。”

好像多数人离开家到了一段时间就会想家，长时间奔波在外的我更认同“离开是为了回来”。流浪的结果终归一种极度想家的感觉，化解了离开前对身处世界不完美的怨怼，还是接受了、挂记了，是如此习惯的，原来的地方。我平常从来不会觉得台北有多美，但要是离开家的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其实我们台北市某些转角处的大树也挺美的。

“就像你一回北京，立马就想去吃个烤鸭或涮羊肉，我也一样，快来碗蚵仔面线！”

这也好像独处跟相处，如果总是一个人，就不会特别需要独处。大家都想要独处，又当不了离群索居的隐士，那是因为独处与相处原本就互为因果，共伴相生。

叛逆的平衡力量

亲情与爱情，向来是自处与相处上的重要课题。

宋有着很长时间的叛逆期，照他的说法，就是个“顽劣分子”，做过很多坏事，抽烟、喝酒、打老师、打群架，不爱学习，看到老师就烦，特别愤世嫉俗，觉得自己看清了老师之间的明争暗斗、收受贿赂，用叛逆来当作自己伸张正义的一种方式。

在这段过程中，那位住在安河桥北的奶奶，成为他人生中关键的平衡力量。

“我的父母就是严密封锁打压，不让弹琴得好好学习，所以我常离家出走，跑到安河桥奶奶家那边，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大少爷。”奶奶的溺爱，在反叛心理严重的时候，给了他很大的安慰，让他不至于一直都扮演着“顽劣分子”的角色。“以前觉得青春期太漫长，现在又舍不得。当自己一个人弹琴写歌，所有人都不支持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点叛逆成了力量。”

人独处久了，在相处这件事上，会需要点磨合。

我跟宋现在都算是“有伴儿”的人，他有个交往快两年的女朋友，跟老朋友也是民谣歌手的尧十三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说，两个人平常各干各的，虽然彼此才隔一道门，但常常一整天都见不到面，碰巧两个人都觉得没劲的时候，就出来瞎聊一阵。这是一种很好的同居状态，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生活上的缓冲空间。

而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一进门，我先生往右走，我往左，我们共同的空间是中间交会的厨房与餐厅，他在他的空间做事、说话，我是完全听不到的，反之亦然。你会说，这样跟一个人在家的状况一样吗？知道他在同一个家的另一个角落，其实心理上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宋说，他现在这么年轻，天天就想跟女朋友腻在一起，爱疯了，做不到像我这样。其实我先生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他希望有个大书桌，他的电脑在这头，我的在那头，书房一起用就好。

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样很像网咖……我刻意将两个人的书房安置在家里最远的对角线，一个人自己住二十几年，有很多事我都是自己慢慢完成，对我而言，拥有各自独处的空间，可以让相处走得更长久。事实证明，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非常舒服。

——本文选自刘若英新书《我敢在你怀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