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穆旦《冬》

曲名：In My Sleep
歌手：Austin Hartley-Leonard & Kendall Jane Meade
所属专辑：Single
发行年代：2010
风格：Indie Pop 独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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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文/蒋方舟

有这么一个残忍的故事。

日本有个长跑选手叫做圆谷幸吉，他童年和少年时就跑遍了自己家乡所有的道路，1964年，当日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圆谷幸吉被选作国家队的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

训练的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喝一杯茶就出门跑步。他跑遍了各种地形、各种天气、各种白天和黑夜。在他的脑海里，他排练了千万次加速、冲刺、夺冠的过程，每次想想就令他更兴奋。

比赛当天的早晨，他照例平静地喝了一杯茶出门比赛，他像已经多次完美做过的那样冲出去。他的双腿受过最严苛的训练，其他的选手非常难跟上这个人形火车头的节奏，半程过后，他的胜利已经非常明显。可是不知不觉地，一个叫阿比比·比基拉的人加快了频率和步伐，在距离体育场三公里的地方超越了圆谷，最后一百米的时候，圆谷幸吉看到另一个对手超越了自己。他想加快速度，进行过严格编制设定的心脏、肌肉、骨头却拒绝了额外的任务。

圆谷幸吉只得了第三名，他向所有国民鞠躬道歉，保证在下一次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雪耻。决赛后的第二天，圆谷早晨喝了一杯茶，平静地做了准备活动，穿上了跑鞋，再次出发。他跑在无数次借用的场地上，跑过一个个季节，仿佛不知疲倦。但是不知不觉地，他跑的距离越来越短，他越来越面无表情，每一天都在盗窃他的力量，每一步都在加重他灵魂的负担。

终于有一天早上，圆谷幸吉没有从他家出来，第二天没有，之后也没有。整个街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后来，圆谷幸吉的家被人撬开，他的运动服仔细地叠好放在地上，我们的长跑运动员倒在自己的马拉松鞋旁边。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刀片还在手上，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他的遗书：

“父亲、母亲大人：在这三天吃的山药很好吃，柿饼、糯米糕也非常好吃。敏雄哥哥、嫂子：你们的寿司很好吃。岩哥和嫂子：你们的紫苏饭和南蛮咸菜好吃极了。喜久造哥哥、嫂子：你们带来的葡萄汁和养命酒非常好喝，我还要感谢你们经常为我洗洗涮涮……”

圆谷的确是那么美好而诚实，哀动人心。圆谷幸吉的遗书却是我看过最真诚动人的，他记叙的全是对父母哥嫂小恩小惠的感谢，一字一句全是缠绵，全是对俗世絮絮叨叨的留恋。最后，他还是决绝地逼自己做出挥别的手势，圆谷幸吉在遗书里写道：

“我累了，再也跑不动了。”

这是个悲剧故事，却也是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喜欢它的收梢。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勇敢地朝内心喊话——“我再也跑不动。”

不想再跑了，虽然路不长，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这段短短的路程。除开道路本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地，我们除了老在途中，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是走还是停，是快还是慢，是我们仅剩的能够决定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这段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坐拥一整块无人的疆域。

然而，我属于这一代人，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幼儿园玩抢凳子的游戏开始，我们就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随时准备推开旁边的人，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

这个社会已无旁观者，已无局外人，悠闲静坐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站起身来做出起跑的姿态。这个社会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游戏规则，不再允许有人弃权，有人拒不起跑。

也就是那时，我发现自己也步入了圆谷幸吉的跑道，永远跑在自我训练的途中，永远跑在全是对手的竞争里。

于是，没有余地。

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

因为啊因为，余地是生存之余仅剩的奢侈品。

如果人生是圆谷幸吉的奥运赛场的话，余地就是跑在前面的人与跑在后面的人之间的那段差距，且全归前者享有，也许有几公里——这几公里的余地，让前者可以东张西望看看人世苦乐和人的内心情调，可以走神想想美术音乐政治这些不切实际的事，可以岔路到旁边花园的小径去摘好些美丽无用的花；也许只有几米——那也足够稍微喘息歇气，短暂补充漫长机械运动带来的心灵饥饿。

但是这余地却不取决于自己的计划和选择，而全取决于这变动的距离。当后面的人像阿比比·比基拉一样逐渐追赶上来，差距减小，前面的人的余地也就越来越狭窄，直到被后面的人追上来，余地变为负数，成为负债，心灵变成一块还不起房贷的住所。

余地那么奢侈，那么奢侈，奢侈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可是，它也那么无用，无用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消灭。这个余地指的是你内心的闲置土地，一个白日梦，一个明知走不通却仍要走的小径，一个青春专属的低级错误，一段除了回忆什么也增加不了的轻狂，一切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东西，一切不能使你加速而获胜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心的闲置土地——它们变得无用，甚至是个负担，必须自行销毁，越早越好。

为什么？因为已容不下，那一块你偷偷攒下的土地，地上曾插着的绣有你名字标识所有权的小旗子已被拔掉，换上“违章建筑”的标识。转瞬之间，即被强拆；再转瞬，已盖上其他选手的厂房。

凭什么要留余地？这一代精明的年轻人已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你闲置的空地就是别人的建筑用地，你的余地就是别人的生存空间。世上哪有这么不划算的买卖？

从前英国诗人史蒂文森有句诗说：“财富我不要，希望、爱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脚下的道路。”现在的人恐怕不会尾随，只会说：“那你不要的都给我吧。”

所以，我说自己不敢“留点余地”，这话恐怕也可笑，因为哪里轮得到我决定？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北京CBD东扩，二十余处艺术园区在内的各类旧有建筑，在未来三年内，会被一座“朝阳新城”取代。艺术家们正在艰苦地呼吁，艰苦地维权，微弱地呼唤：“留点余地！”

难道是真的再悲哀不过的宿命？所有的余地都会变成跑道，参赛选手越来越多，无数个圆谷幸吉正在进入赛道。

这轮赛跑的确会有名次，有奖励，但是永远不会有终点。这轮赛跑有领先的人，但是不会有获胜的人。别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圆谷幸吉，只不过是不同赛程中的他。所谓“成功者”只是还未被超过的圆谷幸吉，“精英”和“领袖”是赛完一场尚属优秀的圆谷幸吉，失败者losers是不再有动力、也没有夺冠的希望，却必须靠着惯性和压力不断向前摆动双腿的人。

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

2010年2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SOHO小报》所写的命题作文，那期的主题叫做《留点余地》。当时的我仍在大学带给我的震荡当中，这种震荡来自：我觉得自己是要被社会淘汰的一类人。

在学校的，无论毕业的，还是没毕业的，只有两类人：Winner和Loser。这是成功学的社会氛围下最简单粗暴的产物。“这点收入在北京怎么活啊？”Winner总是这样问Loser。

如今毕业一年了，成功学也在解构。“Loser”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屌丝”，“屌丝”听起来没有那么尖锐刺耳，有点自嘲，有点精神胜利法，有点自甘落后。

世界变了么？其实并没有。社会看起来是仇富的，但仇富的本质是仇穷，权利和钱仍是仅有的被认可的追逐目标。身为屌丝，向往的仍然是逆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