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年轻人对循规蹈矩的枯燥生活不堪忍受，为了追求激情与刺激，他们放弃了学业，并声称“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于是，在旧金山的车站，在纽约的街头，在杳无人烟的公路上，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搭便车，一路上最大限度地分泌自己的荷尔蒙：吸毒，饮酒，玩女人，盗窃，夸夸其谈，几乎无所不为。
　　这是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里描述的情景。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这种“在路上”，它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然而，还有一种中国式的“在路上”更为我们所熟知，我们称它为“春运”，所谓“春运”，不是指春游，更不是指“春奥”，它与春天无关，但与寒冬有染，它比奥运宏大，但比运动庸俗。春运，它没有凯鲁亚克描述的刺激，没有酗酒，没有嫖娼，没有追求海阔天空生活那样的闲适，当然也没有出行的快感。它有的只是泡面的味道，乳臭未干的孩子的哭声；它有的只是拥挤的人流，咆哮的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当然，还有摩托车，还有倔强的双腿，以及“一票难求”的叹息。
　　回家过年，中国大地正值寒冬，极寒的东北，阴冷的南方，异乡的人们都开始上路了。绿皮的，红皮的，和谐的；地上的，水上的，天上的，都开始蠢蠢欲动。农民工，大学生，公务员；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陕西的陈焕生，浙江的祥林嫂，江西的犀利哥；河北的李刚，重庆的罗玉凤，湖北的苏紫紫，他们蜂拥而至，纷至沓来。无论你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无论你是啃老族还是蚁族，无论你有着权力的肉身，还是潜规则的牺牲品，无论你有没有购物卡，过节费，年终奖，年底双薪，因为过年，我们都想回家。
　　回家过年，你得尽早做好准备，坐火车的，你得提前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如果是早晨去，最好多穿几件衣服，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如果你有幸买到了票，不要高兴的太早，买票的人多，坐车的人也不少，如果你的车票是无座，最好得学会站着睡觉。在回家的路上，周围的人由同学，同事，朋友变成了陌生人，票贩子，骗子，小偷，抢劫犯，你需要多一个心眼。回家过年，不要求之过急。
　　回家过年，在他乡的苦难都成了浮云。和父母聊天，包饺子，吃年糕；堆雪人，走亲戚；相亲，拜年，看看春晚，感受一下《新闻联播》传授的幸福。工作的你，不再为早餐是面包还是牛奶而左右为难，不再为微薄的工资而唉声叹气；单身的你，不再为缘分迟迟未降临而黯然神伤，不再为房价上涨而忧心忡忡；公民的你，不再为“我爸爸是李刚”而痛心疾首，不再对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冷嘲热讽。回家了，大事也就变小事了；回家了，不再关心房租，不在乎跳槽，不看《非诚勿扰》；回家了，不在乎国足射与不射，不关心股票是涨还是跌；回家了，你只有一个爸爸，他的名字不叫李刚。回家了，惟愿：神马都是浮云。
　　离开家，我们还得上路，但却不是“在路上”。“在路上”和在春运的路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在路上”是追求一种精神，我们“在路上”，却是在发泄一种无奈，追求一种庸俗且没有结果的所谓的幸福。你们这群“在路上”的年轻人，因此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一度作为教育的反面典型，然而，作为宏大叙事的“在路上”却是人生的永恒主题，生活的尘埃落定，无论是乡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还是城市的朝九晚五，都依赖于在路上冥思之后的抉择。在城市里，在公路上，你们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梦想与自由，既像是漂泊，又像在追求一种激情、自由的生活。同样是“在路上”，你们走的是道路，我们走的却是公路，铁路，然而，生活的海阔天空与丰富多彩，绝不是几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就能促成的，我们需要公路，更需要道路，尤其需要更多的人生之路。你们的道路两旁，到处都是“麦田守望者”，我们的公路两旁，到处都是栏杆，警察。过去，他们说，你们是垮掉的一代，但是历史证明，你们并未垮掉，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崛起的一代，但是现实显示，我们并未崛起。
　　我们走的很远，但是只能暂住他乡，所以，回家了，我们的心却还在天涯。过完年，我们又要上路，但是，我们并不惧怕，因为我们有家人，有朋友，有善良的公民——当然，我们也有国家。
　　谨以此文献给春运在路上的人们（文/何小手）

春运最大的笑话

王小峰：国家形象 （原文链接）
　　我是一个不大爱旅游的人，从来不会在长假安排出行。同时我和父母都生活在北京，也不存在春节期间返乡探亲过年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个残酷的国家，我是幸福的，我上一次站着坐火车，还要追溯到我高中毕业回老家，和表弟扒车去蛟河。
　　这些天，周围的朋友都在微博、博客或者SMN签名上透露着返乡车票难买的信息，也有人告诉我一些这段期间买票难的故事。中国人是多了点，亲情是浓了点，但是春节探亲整的跟逃荒一样，无论怎么说都不正常。
　　有人凌晨一点就去火车站排队，排在前六位，但是居然没有买到票，连续排了三天，才买到，每天要等8个小时，相当于三个工作日的时间。后来才知道，排在他前面的有一半是票贩子，基本上轮不到他的份儿。同时我也不止一次听人告诉我，他多花了200元从票贩子手里买到一张高价票。
　　写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这是一个狼狈为奸的游戏，为什么黄牛票禁止不住，还是它形成了一个利益链。铁路部门早就把春运当成一个发财的手段。治理票贩子应该再简单不过，实名制也好，限购数量也罢，都能从一定程度制止这类不良现象。但是火车票实名制迟迟没有确立，仅仅是在个别地区试行。为什么铁道部门在面对一个如此大的社会问题时显得那么不积极呢？因为这样铁路从业人员会失去一大块利益。这就跟北京公安部门一定要在演出时预留出10%的治安消防门票一样，这些票无一例外都流到黄牛党手里。演出制作成本提高不说，公安部门基本上把这项规定以安全的名义变成提款机。铁道部门一向是与人民作对的部门，他们从来不考虑民众的利益，但为什么铁道部部长的位置坐的就那么安稳呢？难道非得在春运期间死多少条人命才能推动某些进步吗？
　　忘了是哪一部电影里男主角说过这么一句话：“要让人民有尊严地活着。”在中国，人的尊严都是更有尊严的人施舍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至少，从春运中你看不到人民是有尊严地活着，你看到的是人民仅仅是为了那自古以来割舍不断的亲情而可以放弃任何东西拼死也要在除夕之夜赶回亲人身边，然后团坐在一起，去看一台那么和谐喜庆的春晚以及赵本山的喜剧，从而在瞬间忘掉这人间的悲剧。
　　火车每段时间都要提一次速，但是对于70%以上的铁路来说，它们仍然要维系一个低速状态，而这些要返乡的人，多会乘坐低速列车。铁道部门或者说国家总体上在铁路运输方面的投入是很大的，但是解决的问题很少，很显然，提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效益问题，而不是解决旅客的乘车条件问题。有了高速铁路，有了和谐号，全封闭空调，有免费矿泉水提供，我们的铁路运输提高了一个档次。自然，在某些形象宣传片里一定会有一个和谐号的镜头。
　　这些天有关国家形象宣传片很流行，什么叫国家形象？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美好的东西，而且是与众不同的那一部分。今天，关乎国家形象的问题，可能很难再用这样的形象片去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了，太阳底下无秘密，你这个国家无论发生什么，全世界都知道。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形象理解已经不是正面宣传就能达到效果的，你会相信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人民生活的美好吗？可能一件负面的事件就彻底会改变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认识。想想如果外国人看到我们春运如此惨烈，他会说，你们每年令人发指的GDP都哪里去了？
　　国家形象的成本很符合二八定律，也就是说，你想让国家形象达到20%的效果，需要付出80%的成本。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成本用于解决这个国家最难堪的社会问题，国家形象自然就上去了。但现在正好是反着来，每当他们对国家形象嚷嚷的越凶时，那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形象最糟糕的时候。